杨在出租屋里，他希望找到一份工作，拍照时又担心别人认出他的身份。
杨写了封信给宗庆后这是草稿。
“宗总别动。”9月13日，杭州，跟踪宗庆后几个月后，杨决定找这位中国前首富“谈一谈”，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回忆当天早晨见面的场景：电梯门刚刚打开，他的刀对准了宗庆后。
“遇袭”
49岁的杨记得，那天凌晨5点多他就出门了，隔壁的室友还在睡觉。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说了地址，司机就载着他直奔钱塘江边的一个高档小区。
他没有穿外套，将一把水果刀别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这是春节时买来切西瓜用的，长约30厘米，黑色的塑料把柄。他的T恤衫遮下来，将那把刀盖住。
他说自己当时“下定了决心”，一定要将计划付诸实施，“已经想好了，不能再犹豫不决”。但在路上，他又产生动摇，“我一直在思想斗争，以前好几次见到他，都没有拔出刀来。”他说，如果真的要受惩罚，那也没办法，当时一门心思认为，“这是唯一的办法”。
出租车停在了这个高档小区的门口，花了近20元，踏步走进小区时，保安没有阻拦他，甚至对他客气地说“你好”。
杨自称已经进进出出这个小区10余次了，每次都带着刀。他的头发从中分开，梳理得整整齐齐，穿着一件像样的蓝黄相间的美津浓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，鞋子也很干净。
他说，“保安把我当成业主了”。
这个时间，住在小区内的宗庆后准备出门。他是娃哈哈饮料帝国的缔造者，前中国首富，也是杨要找的人。
两人遭遇之后，一条关于宗庆后当天早晨被人“刺伤”的消息最早由港媒披露。媒体陆续报道了这个信息，发生“袭击”的地点就在宗庆后居住的拥有管家式服务的小区内。人们开始注意到，这名超级富豪没有随身配保镖的习惯。
警察对这起伤害事件展开了调查，他们当天下午找到了杨，先将他刑拘，并询问了杨的房东以及他的家人。
坊间有人将这次伤害归结于宗庆后商业上的对手。他作风强硬，在商场惹人争议。又有人推测，这可能是一起抢劫案，杨还有其他同伙。
杭州警方小心翼翼地披露案情，事件直到发生五天后才被澄清。关于这天早晨的遭遇，宗庆后在感谢外界的关心时将其形容成一次意外，但没有更多的描述。南都记者通过娃哈哈的新闻发言人提出采访请求，没有获得回应。
警方提供的说法是宗庆后左手两根手指肌腱受伤，犯罪嫌疑人“于今年上半年借了3万元来到杭州找工作，因年纪较大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”。他想得到宗庆后的援助，便到宗的住处寻找宗，“因未如愿，于是实施了违法行为”。
“很孤独”
现在，杨住在苏州十全街的出租屋里，靠近苏州大学。他的头发在理发店染成淡淡的黄色，掩盖日益增长的年龄。他看起来没有49岁，显得更年轻一些，在屋子里不停地抽着烟，一根接一根。
“我没想伤害宗庆后，就是想吓住他，让他听我讲话。”他否认故意刺伤宗庆后，说自己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宗看到他持刀就开始本能抵挡，“手不小心碰到了刀刃上”。
杨被刑事拘留后转为行政拘留，15天后获释。事情发生近两个月后，他决定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。他行事谨慎，在电话中最初自称是张先生，见面后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，他姓杨，但要求保密名字。
最初，他以为接受独家采访可能获得一笔报酬，尽管他写信给宗庆后，承诺不接受媒体采访，放弃那“一点点的利益”。但他又寄望媒体的报道能给他带来工作。
杨告诉记者，当宗庆后受伤后，他就带着刀子逃出了小区，打车重又回到杭州的出租屋里。“事情没办法谈了”，他说回来后感觉身心疲惫，紧张，想去自首。又想，“我叫一辆黑车到一个小镇，再换一辆黑车肯定能跑掉。”但他没有跑，“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”。他全身是汗，就先洗了一个澡，躺在了床上。
下午3点多，警察就来敲门。他当时正在屋子里睡觉，“知道警察迟早会上门，但没想到这么快”。他向门外喊，“不要急，我先穿衣服。”
杨的小房间面积约6平方米，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笔记本电脑。空间狭小，闷热，他躺在床上只能盯着天花板。
这是位于甬江路与秋涛路口的一个高层住宅楼，房间在19楼，房东将房子区隔成5小间对外出租，他租了其中的一间，每个月700元。
虽然杨在这里已经住了半年，同租的邻居们仍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他们很少沟通，只是偶尔打个照面。杨称自己在杭州也没有其他朋友，平时很少出门，一般关在屋子里。
在杨自述的版本里，他是一个失败的商人，失败的丈夫、父亲、儿子。2013年初，他带着近3万元钱来到杭州时，是为了躲避欠下的几十万元的债。早年他炒股遭遇1993年股灾，后来经商再次受挫，工作先后换了很多，广告，装窗帘，影楼，LE D灯工程。他孑然一身，两任妻子先后离开了他，第一任妻子带走了孩子。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经济上的失败。
杨的父亲不满儿子没有留住孙子，指责他是个赌徒，而杨则辩称赌博是凑数的，他当时正在开一家棋牌室。
“无家可归”的杨先去了南京投奔亲戚，等他最后住进杭州的出租房时，尝试找工作，但没人愿意提供面试机会。他又承认，他并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招聘会，只在网上查看招聘信息，他不知道杭州的人才市场在哪，一直闷在房子里，靠抽烟排解郁闷。“很孤独，就在一个房间里呆了半年多”，他抱怨就业市场并不欢迎他这样的4050人员。
但邻居发现，杨经常半夜不睡觉，在玩扑克牌游戏，或者看电视剧。另一个室友提起，在一次网线断掉之后，他出来后表示生气，称耽误赚几百元钱，“他可能是玩游戏赚钱的”。
杨则解释上网是为了摆脱苦闷，他仍在留意工作的机会，却一无所获。他感觉自己失落、压抑，人生跌入低谷，经常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湖边上散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感觉到了恐慌，“我有危机感啊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“我需要一份稳定点的工作，要为将来打算。”他想，自己的岁数体力活是干不成了，但可以跑业务和沟通的工作，他要吃饭，还要攒一笔钱，至于欠下的债暂时不能考虑太多，“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人”。
在9月13日之前三四个月的某一天，他发现了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一直根植他的头脑里面，到后来他觉得这可能是他在杭州唯一的机会了——— 他见到了宗庆后。
跟踪
杨记不清楚那一天的具体日期了，“那天心情不好。”他说，夜里10点多，他走在清泰路立交桥上，到西湖还有一段距离。路过杭州娃哈哈的总部时，他发现一个办公室亮着黄色的灯光。
“我觉得那可能是宗庆后的办公室。”杨说自己是宗庆后的崇拜者，经验告诉他，老板的办公室多是黄色的灯，和其他办公室的灯光不同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他在桥上等了近半个小时。不久，一辆奔驰车停在了娃哈哈总部的门口，很快他看到那间办公室的灯灭了，一个人走了出来。
宗庆后。杨认出了这位以勤奋著称的超级富豪。他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见过他，宗接受访问，他们谈论农民工就业，现场解决了两个人的就业问题。
这次偶然的事情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。他为此“不断地思想斗争”。他对警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。他希望为宗庆后工作，但是必须先见面，他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，就是年纪太大，需要机会。
在那间狭窄的出租屋里，杨在网上搜集有关宗庆后的信息。新闻报道中他生活规律、简朴，每天很早起床，7点就去上班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。
杨开始实施跟踪。几天后的一天夜里，他见到奔驰车停在娃哈哈总部门口后，雇了一辆出租车，在解放路上等着，奔驰车拐了出来，他一直跟踪到宗居住的小区。
杨把宗庆后形容成一个成功的大人物，“我跟他没法比”。他说，如果直接跑过去，“他理都不会理我，怎么像个精神病似的，别人都不认识你，谁来跟你谈？”
他自认为这将是见到宗庆后的一个问题，“需要拿把刀。”他说，自己当时想，先镇住对方，吓住他以后就能跟他说话了，“等我把话说完，他愿不愿意安排工作是他的事情，我再赔礼道歉。”他否认持刀是想抢劫，或者报复。
杨如此形容自己在想法萌生后长达三四个月里的纠结：他带着那把水果刀，在一些天清晨的五六点钟，先后十余次进入那个高档小区，在宗居住的高层住宅楼下等待。
这是个富丽堂皇的大堂，有沙发和干净豪华的洗手间。他有时候在电梯口徘徊，在沙发上坐一会。他想着和宗庆后的遭遇，有时候他又跑到大堂的外面。
他说，这个时候他犹豫不决：如果见到宗庆后，要不要掏出刀来？他多次目睹宗庆后从电梯内走出来，但都没有走上去。“我下不了决心。”他有时候看到他下来，上去，再马上下来。他站在电梯前，看到电梯下行，他马上拉开一个边门，跑到大堂的外面躲起来，看着宗走出去。“我就知道是他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”但他迟迟没有勇气迎上去。
后来，他“仍没有找到其他工作机会”。9月13日清晨，他“一定要找宗庆后谈一谈了”。凌晨6点多，他在电梯口等待，看到电梯的数字停在“5”的位置，他知道，那位富豪即将下楼。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，并放在了胸前的位置。
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宗总别动。”